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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曲:天下一统振宏声

来源:中华诗词网 | 作者:张良 | 发表时间:2022-05-03 08:20:50 | 点击: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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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光五岳之气分,大音不完,故必混一而后大振。”
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个文学史论断,意思是文运关乎世运,天下一统,才有文学之盛。元代的文人特别认同此说,多有引用与阐发。如陈旅就曾引此说并加以发挥:“美哉乎其言之也!……我国家奄有六合,自古称混一者,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。则天地气运之盛,无有盛于今日者矣。建国以来,列圣继作,以忠厚之泽,涵育万物。鸿生隽老,出于其间,作为文章,厖蔚光壮。前世陋靡之风,于是乎尽变矣。孰谓斯文之兴,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?”
元代实现了空前之大一统,文学亦自当超越往昔,大振宏声。当时诗人、文章家、曲家都非常认同这一大判断,并力图通过创作加以印证,共同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学辉煌。
各民族曲家共创一代辉煌
元曲成为一代之盛,是各民族士人、曲家共同创造的。正如元末戴良序《丁鹤年诗集》说:
我元受命,亦由西北而兴。……往往率先臣顺,奉职称藩,其沐浴休光,沾被宠泽,……积之既久,文轨日同,而子若孙,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。……而其为诗,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,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,民俗之丕变,虽成周之盛,莫及也。
诗如此,曲更是如此。元明之际叶子奇《草木子》记录了元朝中书左丞相伯颜与汉军将领张弘范的散曲唱和:
伯颜丞相与张九元帅,席上各作一[喜春来]词,伯颜云:“金鱼玉带罗襕扣,皂盖朱幡列五侯,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。得意秋,分破帝王忧。”张九词:“金装宝剑藏龙口,玉带红绒挂虎头,绿杨影里骤骅骝。得志秋,名满凤凰楼。”帅才相量,各言其志。
换个角度看,此乃不同民族曲家之间的唱和。这里的“[喜春来]词”指散曲。
元代曲家队伍是由多民族构成的。上世纪末,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第八卷元代部分就说:“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,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、全子仁,回回人马九皋(马昂夫、薛昂夫)、萨都剌、丁野夫、兰楚芳、赛景初、沐仲易、虎伯恭、王元鼎、阿里西英、阿里耀卿、大食惟寅等,康里人不忽木、金元素、金云石等,女真人奥敦周卿、王景榆、李直夫等,蒙古人阿鲁威、杨讷等。其中不忽木之词,朱权评为如‘闲云出岫’;马九皋之词如‘松阴鸣鹤’。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……朱权评其词如‘天马脱羁’,姚桐寿称其‘所制乐府散套,骏逸为当行之冠,即歌声高引,可彻云汉’。”
单就散曲来看,元代有姓名可考的作家212人,其中少数民族超过30人,成就较大的有贯云石、薛昂夫等。可以说,元曲这株文苑奇葩,是各民族曲家共同用心血浇灌栽培而长成的。她以中原文化为主体,先后融合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民族的音乐、语言元素,并受多民族文化风格风尚影响,最终形成独特的风貌。
元曲是由音乐和语言两种要素构成的。宋朝《独醒杂志》记载,北宋末年,契丹乐曲在汴京流行:街巷鄙人,多歌蕃曲,名曰《六国朝》《鸾牌序》《蓬蓬花》等,其言甚俚,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。此后,女真乐也在中原流行。元代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记载:“女真《风流体》等乐章,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。虽字有舛讹,不伤于音律者,不为害也。”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进一步说:“北曲双调中之《风流体》等,实女真曲也。此外如北曲黄钟宫之《者剌古》,双调之《阿纳忽》《古都白》《唐兀歹》《阿忽令》,越调之《拙鲁速》,商调之《浪来里》,皆非中原之语,亦当为女真或蒙古之曲也。”
诞生并辉煌于元代的曲,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之下,乃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,更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滋养培育的硕果。
一统皇元气象殊
“杨虞诗律皆追古,一统皇元气象殊。”
清朝进士叶绍本《仿遗山论诗得绝句廿四首》评历代诗人诗作,他以虞集、杨维桢为元代诗人代表,用这样的诗句加以称赏,认为其成就可追古人,并且颇具时代特色,表现出大一统元王朝的宏阔气象。平心而论,与元诗相比,更能代表大元王朝独特气象的,是元曲。在元曲中,又主要是散曲。
叶绍本所谓“皇元气象”,我们称之为“大元气象”,是元朝人因疆域空前广阔、国力极其强盛带来的自信。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,与草原文化渊源有关,更是草原文化精神与中原文化精神交流交融而成。
“大”,是元代最典型的时代特征,国号大元,都曰“大都”。国力强大,气运盛大,如元人李洧孙《大都赋序》中所言:“盖当国家盛时,区宇博大,洪威远畅,湛恩旁洽。斯人归之,如众星之拱北极,如百川之朝东海。”“千纪以来,是不一姓,惟今皇元为最盛;四极之内,是不一都,惟今大都为独隆。……语其疆埸之广,则商周所未睹,汉唐所未闻;称其都邑之壮,则崤函不为雄,京雒不为尊也。”这是国之大气象、都之大气象。而“夫有盛德大业者,必有巨笔鸿文,铺张扬厉,高映千古,以昭无穷。”与之相副之文学作品,也需要大气象,以巨笔鸿文,铺张扬厉。这方面确实要看元曲家的手段。贯云石的散曲[双调·新水令]《皇都元日》,可视为代表:
赛唐虞,大元至大古今无。架海梁对着擎天柱,玉带金符。庆风云会龙虎,万户侯千钟禄,播四海光千古。
“大元至大古今无”“播四海光千古”。即使与汉大赋的气势相比,谁又更胜一筹?贯云石是色目曲家,那么汉人曲家呢?那就看马致远的[中吕·粉蝶儿]:
至治华夷,正堂堂大元朝世,应乾元九五龙飞。万斯年,平天下,古燕雄地,日月光辉。喜氤氲一团和气。
[醉春风]小国土尽来朝,大福荫护助里。贤贤文武宰尧天,喜,喜!五谷丰登,万民乐业,四方宁治。
[吸木儿煞]善教他,归厚德,太平时龙虎风云会。圣明皇帝,大元洪福与天齐!
以往的元散曲研究,多关注其讽刺与逍遥,对这些高歌盛世的作品不太重视。这其实是元代散曲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元代文人有很强的盛世之感,他们认为:“方今文治方张,混一之盛,又开辟所未尝有,唐盖不足为盛。”盛世之作,自应展现盛时景象:“盛时作者,如浑河厚岳,不假风月为状;如偃松曲柏,不与花卉争妍。”
元朝人的这种自信与开放心态,与草原文化息息相关。明人李开先就认为,元曲的繁荣,也与此有直接关系,其《西野春游词序》说:“赋税轻而衣食足,衣食足而歌咏作,乐于心而声于口,长之为套,短之为令,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。”
这对文人心态有很大影响,并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。元曲对此当然会有所反映。如吴仁卿[越调·斗鹌鹑] :
天气融融,和风习习。花发南枝,冰消岸北。庆贺新春,满斟玉液。朝禁阙,施拜礼。舞蹈扬尘,山呼万岁。
[庆元贞]……都收了偏邦小国,一统了江山社稷。
[幺]太平无事罢征旗,祝延圣寿做筵席,百官文武两班齐。欢喜无尽期,都吃得醉如泥。
这种因国力强盛、疆域广阔带来的自信,在《元史·地理志》中也有充分体现:“自封建变为郡县,有天下者,汉、隋、唐、宋为盛,然幅员之广,咸不逮元。”接着简述元朝开疆拓土的光辉历程:“起朔漠,并西域,平西夏,灭女真,臣高丽,定南诏,遂下江南,而天下为一。”描述其四极之远:“北逾阴山,西极流沙,东尽辽左,南越海表。”四极之中,突出的是西北:“有难以里数限者矣!”元曲家,把这种超强的自信,写入了曲词,形诸咏歌。
时代的自信,也演化为每个人的信心。元朝人没有过多的含蓄与蕴藉,总是直白道出对自身能力的自负,不掩饰对功名、富贵、享乐的渴望。上文所引伯颜与张弘范的唱和曲,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。类似作品,如姚燧[中吕·阳春曲] :“墨磨北海乌龙角,笔蘸南山紫兔毫。花笺铺展砚台高,诗气豪,凭换紫罗袍!”
强大的自信力,使元曲贯注、充溢着蓬勃之气。
当然,“大元气象”之“大”,不仅仅是疆域之广大,更体现为大而有容。在元代,不同民族乃至种族共居,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存,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容,社会生活、思想观念等具有极强的开放与包容性。在文化精神上,则体现为开放与包容之大。
元代笔记的一大特色是直书无隐,元曲在这方面更有突出表现。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说元曲有“盛元体”,又称“不讳体”,其体“快然有雍熙之治,字句皆无忌惮”。元散曲的“不讳”和“无忌惮”,可以从一些极端的例子来认识。色目曲家不忽木,乃从元世祖征战的功臣燕真之子,深受忽必烈信任,36岁就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,兼修国史,后拜平章政事。他有套数[仙吕·点绛唇]《辞朝》,我们选其中几首曲看看:
[元和令]臣向山林得自由,比朝市内不生受。玉堂金马问琼楼,控珠帘十二钩,臣向草庵门外见瀛洲,看白云天尽头。
[柳叶儿]则待看山明水秀,不恋您市曹中物穰人稠。想高官重职难消受。学耕耨,种田畴,倒大来无虑无忧。
而另一位色目曲家贯云石,曾辞去翰林侍读学士,在杭州卖“第一人间快乐丸”,亦是传奇般的人物。他的[双调·清江引]比不忽木来得更潇洒:
弃微名去来心快哉,一笑白云外。知音三五人,痛饮何妨碍?醉袍袖舞嫌天地窄。
避风波走人安乐窝,就里乾坤大,醒了醉还醒,卧了重还卧。似这般得清闲的谁似我。
人生无常,祸福难料,荣华虚幻,是历代文学作品常见的表达。但像这样直白道出,还是给人极大的冲击力。
元曲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,研究者说得很多,这里不再赘述。需要强调的是,元代之所以产生这些作品并能够广为流传,是因为社会有极大的包容性——大而有容。这是关键,但过去被许多文学史家忽略了。
2
“鼓腹游”与“抗音歌”
如果问,元曲家的精神追求与个性表现最突出的是什么?
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,在我看来则是适意与狂肆,这里分别用“鼓腹游”与“抗音歌”指代。
“鼓腹游”出自《庄子·马蹄》:“夫赫胥氏之时,民居不知所为,行不知所之,含哺而熙,鼓腹而遊。”描述上古时期,人们无欲无求、无思无为、自由自在的状态。后世诸多文人十分向往这种无目的无追求、浑然忘世的境界,向往混沌未开时代的适意生活。如唐朝诗人岑参就有《南溪别业》(一说为蒋冽作)诗曰:“逍遥自得意,鼓腹醉中遊。”
“抗音歌”则形容个体意志的极度张扬与表达,出自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引韦昭《吴书》:“(留)赞为将,临敌必先被发叫天,因抗音而歌,左右应之,毕乃进战,战无不克。”抗音就是高声,也作“抗声”,唐朝人鲁收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描述怀素作草书:“狂来纸尽势不尽,投笔抗声连叫呼。”元好问的《鹧鸪天》词则写自己老年狂放:“长袖舞,抗音歌。月明人影两婆娑。醉来知被旁人笑,无奈风情未减何!”同样的意境,鲜于枢用[仙吕·八声甘州]曲写出:
闷携村酒饮空缸,是非一任讲。恣情拍手棹渔歌,高低不论腔。
适意与狂肆,看似相去甚远,其实都可归于无拘无束,为所欲为,任性任情,或者说随心任真。常时追求适意,想发泄时则放任狂肆。适意与狂肆,在元代散曲中都有超越前人的表现。这也是文化交融、环境宽松的元代特有的文学现象。
先说适意。元曲表现人生适意的作品很多,不少曲家都有此类作品。如关汉卿的[南吕·四块玉]《闲适》:
旧酒投,新醅泼。老瓦盆边笑哈哈,共山僧野叟闲吟和。他出一对鸡,我出一个鹅,闲快活。
“老瓦盆边笑哈哈”颇具象征意义,“闲快活”正是他们所求——身闲意爽。他们不在乎排场,不讲求体面,生活是我的生活,适意就好,无论别人怎么看。卢挚[双调·沉醉东风]《闲居》则多少有些放纵了:
恰离了绿水青山那答,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。野花路畔开,村酒槽头榨。直吃的欠欠答答。醉了山童不劝咱,白发上黄花乱插。
能让曲家适意生活的地方,似乎都在山间林下、水滨田园。这些地方共有的特点,是悠闲与宁静。在曲家的想象中,还如山水画卷般优美,令人向往。如张可久[商调·梧叶儿]《次韵》(一说徐再思作,题《即景》)所写:
鸳鸯浦,鹦鹉洲,竹叶小渔舟。烟中树,山外楼,水边鸥。扇面儿潇湘暮秋。
水竹烟树,构成一幅潇湘暮秋扇面图。曲家会把自己想象成渔父、樵夫或庄稼汉,在山野体验心灵的宁静与快活。正如卢挚[双调·蟾宫曲]所谓“太公庄上,杨柳阴中,磕破西瓜。”“看荞麦开花,绿豆生芽。无是无非,快活煞庄家。”
让我们再来看贯石屏[仙吕·村里迓鼓]《隐逸》套数的几支曲子:
我向这水边林下,盖一座竹篱茅舍。闲时节观山玩水,闷来和渔樵闲话。我将这绿柳栽,黄菊种,山林如画。闷来时看翠山,观绿水,指落花,呀,锁住我这心猿意马。
[元和令]将柴门掩落霞,明月向杖头挂。我则见青山影里钓鱼槎,慢腾腾闲潇洒。闷来独自对天涯,荡村醪饮兴加。
[胜葫芦]我则待散诞逍遥闲笑耍,左右种桑麻,闲看园林噪晚鸦。心无牵挂,蹇驴闲跨,游玩野人家。
[后庭花]我将这嫩蔓菁带叶煎,细芋糕油内炸。白酒磁杯咽,野花头上插。兴来时笑呷呷,村醪饮罢。绕柴扉水一洼,近山村看落花,是蓬莱天地家。
环境是原始的朴野,一切都任自然而谢机巧,生活是慢节奏。在曲家眼里,这就是仙境。阿里西瑛则给自己修建了一个心灵的“懒云窝”,其[双调·殿前欢]《懒云窝》云:
懒云窝,醒时诗酒醉时歌。瑶琴不理抛书卧,尽自磨陀。想人生待则么?富贵比花开落,日月似撺梭过。呵呵笑我,我笑呵呵。
这组曲曾引来无数和作,唤起了时人强烈的共鸣。
捋一捋这些曲子,看一下其中的高频词,形容词是“闲”。曲家所求,就是一个“闲快活”。“闲中自有闲中乐,天地一壶宽又阔”(陈草庵[中吕·山坡羊]《叹世》)。“窗前流水枕边书……快活煞闲人物。”(汪元亨[中吕·朝天子]《归隐》)。名词则是“山”。曲家想象的山间是世外桃源,是他们的理想国,是心灵的寄托处,那里远离尘网,有充分的身心自由。“山”似乎是他们的最爱,有些作品几乎句句有“山”。如张养浩[双调·雁儿落兼得胜令]和孙周卿[双调·蟾宫曲]《自乐》:
云来山更佳,云去山如画,山因云晦明,云共山高下。倚杖立云沙,回首见山家。野鹿眠山草,山猿戏野花。云霞,我爱山无价。看时行踏,云山也爱咱。(张养浩[双调·雁儿落兼得胜令])
草团标正对山凹,山竹炊粳,山水煎茶。山芋山薯,山葱山韭,山果山花。山溜响冰敲月牙,扫山云惊散林鸦。山色元佳,山景堪夸,山外晴霞,山下人家。(孙周卿[双调·蟾宫曲]《自乐》其二)
前一首56字9个“山”,后一首57字15个“山”。作品中的山间林下,不在现实中,是曲家假想的精神乐园。这个乐园,是山间,是林下,还是水滨田园,并不重要,所有这些去处,其实只存在于他们心里。那处所在红尘之外,无事无非,有不被打扰的宁静幽雅。如乔吉[南吕·玉交枝]《闲适二曲》其一:
山间林下,有草舍蓬窗幽雅。苍松翠竹堪图画,近烟村三四家。飘飘好梦随落花。纷纷世味如嚼蜡,一任他苍头皓发。莫徒劳心猿意马。自种瓜,自采茶,炉内炼丹砂。看一卷道德经,讲一会渔樵话。闭上槿树篱,醉卧在葫芦架,尽清闲自在煞。
“尽清闲自在煞”是其落脚处。心灵安处即乐国,所以,万里烟波,泛舟五湖,与安居林下,并无不同。请看孙周卿的[双调·蟾宫曲]《渔父》:
浪花中一叶扁舟,到处行窝,天也难留。去岁兰江,今年湘浦,后日巴丘。青蒻笠白蘋渡口,绿蓑衣红蓼滩头。不解闲愁,自号无忧。两岸芦花,一觉齁齁。
“到处行窝”与“山间林下”没有什么区别,不管是居还是游,自由就好。陈草庵的[中吕·山坡羊]说:
生涯虽旧,衣食足够,区区自要寻生受。一身忧,一心愁,身心常在他人彀。天道若能随分守,身,也自由;心,也自由。
摆脱世网,身也自由,心也自由,是曲家们真正的追求。
再说狂肆。元代散曲的狂肆程度,在中国文学史上登峰造极,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形式的作品可与比并。读一读无名氏[正宫·塞鸿秋]《村夫饮》,便可感受:
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,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。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,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。无甚繁弦急管催,吃到红轮日西坠。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。
这“村夫”之狂,是曲家笔下、心中的“村夫”之狂,表现的是曲家的狂肆精神。
元代曲家的狂有各种各样的表现。
姚燧[双调·寿阳曲]《咏李白》:
贵妃亲擎砚,力士与脱靴,御调羹就飧不谢。醉模糊将吓蛮书便写,写着甚?杨柳岸晓风残月。
这是孤傲戏谑之狂。
贯云石[双调·清江引]:
弃微名去来心快哉,一笑白云外。知音三五人,痛饮何妨碍?醉袍袖舞嫌天地窄。
这是洒脱旷放之狂。
张可久[双调·庆东原]《和马致远先辈韵九篇》其五:
诗情放,剑气豪,英雄不把穷通较。江中斩蛟,云间射雕,席上挥毫。他得志笑闲人,他失脚闲人笑。
这是豪杰与雅士之狂。
曲家们也都自称圣人之徒,但如此狂肆却非圣人之徒所应有。孔子垂训,士人应“中道而行”。中道而行不易,起码应该是“狂狷”。《论语·子路》说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!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何晏集解引包咸之语说:“中行,行能得其中者。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。狂者,进取于善道。狷者,守节无为。欲得此二人者,以时多进退,取其恒一。”
孔子所言之“狂”,绝非元代曲家这样的狂肆,而是指那些志向高远、馺馺以进的人;“狷”则指自知力量不足从而拘谨自守的人。元代曲家尽情追求个体精神的充分张扬,酣畅淋漓,“大叫高讴”。曲家的个性借曲表现,情绪借曲宣泄,由此形成了元代散曲独有的风貌。
元曲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因素,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元代产生并走向辉煌。她是特定时代的产物。其独特风神,后世无法复制。
“楚之骚,汉之赋,六代之骈语,唐之诗,宋之词,元之曲,皆所谓一代之文学,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关于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之说,影响甚大,但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。早在元代,集官员、学者和诗人于一身的虞集就曾评论道:“一代之兴,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:汉之文章,唐之律诗,宋之道学;国朝之乐府,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国朝之乐府”,就是元曲。
无疑,元曲创造了中国文学的一代辉煌,早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。
来源:《中国民族》杂志2022年第3期
责编:黄 云 | 审核:梁晴 | 复审:蒙树起 | 监制:韦秀观
原标题:《中华文化符号解读——元曲:天下一统振宏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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